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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本土领先企业管理实践研究的4P方法论探索经典分享

点击数： / 作者：小鹰 / 2018-01-17

企业管理,实践研究

自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议题在国内乃至海外兴起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者参与其中。近5年来，许多学者正朝着通过何种路径来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知识和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展开探讨。虽然许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真知灼见，但笔者尤感研究者在面对复杂而多样的中国管理实践，从而发展兼具“理论特征和实践成效”的管理知识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悬而未决问题需要面对。基于此，本研究针对扎根与沉浸于中国情境的管理实践，发现和解决管理实践的重要问题，找出中国管理实践的本质属性的管理实践研究[1]，探索基于中国领先企业实践的本土管理研究方法论①。

1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探索的文献分析

如何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尤其是直面管理实践的研究；选择何种路径和方法(论)才能发展具有科学价值、本土情境、话语认同的中国理论？这是近年来众多学者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回溯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可以看到，研究者在掌握基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和把握中国管理研究总体现状的前提下，主要是从破立结合、情境与文化、科学方法论范式等3个视角来探索本土管理研究道路问题的。

(1)从“破立结合”方面而言，本土管理研究道路探索主要是基于两个破除和直面管理实践而提出的，即：破除“唯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神塔”和破除管理研究及研究者脱离实践的“自娱自乐”的样态。

针对实证研究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滥用和神化，其成果价值和影响力十分有限，而又阻碍了多元研究范式在中国管理研究中的普及和呈现，许多学者，如韩巍[2]，吕力[3]、陈春花[4]等，从方法论、哲学、研究主体、实践成效、成果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批判；针对管理研究和管理研究者普遍存在的脱离实践的研究现状，几乎所有致力于“管理中国理论”研究的学者都在进行反思，尤以齐善鸿等39位学者联署文章《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5]和《管理学报》社评《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6]等为代表。

在批判和反思过程中，许多学者“破旧立新”，提出了本土管理研究的道路，这些道路的探索也基本涵盖了上文中提到的情境与文化、科学方法(论)析论/整合两个视角。例如：席酉民等[7]提出中国的管理研究，应当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情境、组织经验基础上，重新“归纳”具有“本土化”经验支撑的研究路径；谢佩洪等[8]在批判性总结国内管理研究问题基础上，认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近现代的中国管理实践和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情境化，这3种路径都对中国本土管理的发展有裨益；吕力[9]提出要用规范的研究和方法论而非实证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与矛盾。

(2)就情境与文化视角而言，主要是基于情境与文化对既有管理理论与知识的改变(情境敏感性)，和特定情境与文化的管理实践可能产生独特的管理知识(情境创造性)，来探索如何在本土管理研究中嵌入情境与文化的变量，或直接以后者为主导来发现中国本土管理的特质。

从这一角度探索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在当前国内这一主题研究中占据主导位置。以LI[10]和TSUI②等为代表的海外学者较早提出应关注情境在中国管理实践和中国管理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价值，认为应当考虑中国的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3种情境因素，开展高水平本土化研究，从而拓展已有理论甚至建立新的管理理论。TSUI主张在本土情境开展管理研究时，其方法论应把握关联原则、效度原则和归纳原则，这是在探寻情境的经验逻辑时应当把握的方法[11]。CHILD[12]提出中国情境化研究要在中国背景下完善其他情境提出的管理理论和基于中国独有管理现象的管理理论两种研究路径。任兵等[13]提出用“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两种思路来作为学者进行深度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的渐进式路径。苏敬勤等[14]通过对管理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指出情境视角下的中国管理研究包括直接利用、有限情境化研究和深度情境化研究3种主要路径。刘仁怀等[15]提出中国本土管理科学的发展不应把文化仅仅视为管理研究中的“环境变量”而应作为“内生变量”，并根据问题特征选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吕力[16]认为成功的中国本土研究必须基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将“理论化”与“情景化”结合，克服传统经验的消极因素并发扬中国经验中的积极因素。

(3)从科学方法论范式视角，探索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更加关注的是不同方法和方法论在管理研究中的各自特征、逻辑或程序，探索其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和管理理论构建的价值。

这一道路探索往往也伴随着对实证方法论的评价，和情境与实践对管理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但与前两角度所不同的是，这一视角侧重从学科与方法论范式角度比较、分析、评估和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方向与道路。在此处文献整理之前，有必要指出，在推动中国管理学界更加科学、规范乃至量化来开展包括中国特色管理现象/问题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学界从研究示范、人才培养、课题遴选、成果发表与评价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心力，形成了研究群体重视方法论思考、方法论探索和方法论应用的研究习惯。正是由于这一习惯的养成，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和认识到：过多地追求科学量化的实证研究范式，它排挤了社会科学研究本应具有的多样性，而其本身应对管理实践又十分乏力；实证研究追求管理知识的普世验证或知识拓展，往往不能有效回应本土诉求与文化冲突。

由此，国内外涌现了重新审视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热潮。TSUI[16]关于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系列文献，除了主张研究的科学规范和情境构念外，特别强调“新情境下方法论的需求”和增强管理研究实践相关性的意义与方法[17]。BARNEY[18]提出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有发展“中国的管理理论”和“管理的中国理论”两种路径，前者多数研究仍然需要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后者只有用“中式套路”——如，历史、文化和传统来理解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国内许多学者，如韩巍[2]、吕力[9]等，都对不同研究范式逻辑框架和程序，多种研究方法(论)的逻辑、特征和代表性研究实例，做了分析、比较，并分析不同研究范式和方法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适切性。另有一些学者更加侧重或聚焦于从单一研究范式或方法论来论证其置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或本土理论发展的价值性与适切性。比如：贾旭东[19]深入探究了扎根理论与方法，认为其扎根现实和源于实践的“扎根精神”和操作程序或方法，对探究中国管理本土现象背后的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吕力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当主推实证主义这一研究范式，来开展本土管理观念和本土管理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而非简单的外部情境化[20]。最后，在科学方法论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道路的讨论中，认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最好的，在中国管理研究中应当根据研究问题特征，以多元性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管理的真谛，逐步成为研究者的共识[21]。

通过文献的回溯，梳理出了3个主要的探索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的视角，并确认研究者于此有深度地分析和真知灼见。不过，当我们在批判唯实证主义研究、西方管理知识中心论、脱离实践的唯智主义研究、功利主义研究等现状时；当我们提出与之相反或更加理性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要“直面管理实践”时，我们仍然担忧：学者们所提出的这些方法论能否真的有效嵌入到丰富而复杂的管理实践世界。做出此判断的一个重要缘由是：上述大多数的有关实践路径的研究中，管理的“实践者”——无论是作为实践主体的“对象影响力”，还是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自发性”，几乎没有在这些文献中被提及，而他们是我们的研究，尤其是实践管理研究中，几乎是不能缺位的“角色”。每年召开的“中国管理·实践·论坛”所形成的引入企业家参加论坛，并开展对话的惯例与模式，正是探索将企业家的研究能动性嵌入学者的研究议题中的一种努力。

更进一步，社会学家米尔斯在讨论方法论的进步必要性时指出：“只有当方法论的探讨对实际研究起直接参考作用时，才应对其给予严肃的关注”[22]。而当前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和提倡管理实践研究(或实践导向管理研究)，即主张深入中国管理实践，发现实践中的重大管理问题，发现和提炼中国管理实践本质属性的研究；然而，只有很少的研究[1，4，19，23]较为深入地探讨如何“在管理实践”中去发现属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管理知识”和中国管理的本土特征，而运用其方法论取得有管理实践成效的成果则更为稀缺。

由此看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能够从管理实践领域，尤其是本土企业管理实践领域来探索和构建中国本土管理之学问；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论能够获得管理实践者所认同或者贡献企业实践价值的知识，从而摆脱与实践相对的“为理解而理解”的学院式研究[24]，仍然是中国管理学界必须思考的重点课题。基于上述文献回顾与思考，以及笔者长期对中国企业实践尤其是领先企业实践的关注，结合《领先之道》的管理实践研究，尝试总结基于中国领先企业管理实践研究的方法逻辑，由此尝试提炼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为贴近实践而又贡献理论价值的本土研究尽绵薄之力。

2 管理实践研究的知识与实践互动建构：社会建构论视野

探索管理实践研究的方法论首先需要从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解决知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即研究者采用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来审视管理知识的实践性和管理知识的生产问题。这是研究者直面管理实践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决定管理实践研究能否产生“新知”和新知是否科学有效的基本问题。

科学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理论为我们认识管理实践研究中的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科学哲学基础。社会建构论对科学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对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以及为什么，所做的坚定的经验性研究”[25]。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成果(包括经验资料)，其特征首要的就是建构过程的产物，某些领域的知识是被人类所建构出来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是由“社会语境”所塑造，是被人们在实践中社会化地建构的[26]。因此，基于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观主张：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即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都具有社会文化构成性[27]。

根据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立场，管理实践研究中的知识与实践一样都具有普遍的社会属性，它们都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被建构起来的共同性的系统认知。它必然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文化情境的影响，因而，它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价值无涉”的，所有的知识都只是人们在某一阶段的认识的成果，它需要得到不断的检验，在将来得到不断地发展与更新，因此它也不可能是完全“确定”的。这提示我们：研究者在涉入管理实践研究时，首先要解决好如何在实践中善待这些“先入为主”、具有“确定性”外观的体系化管理学理论知识这一问题。这既是一个心态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

从心态上而言，研究者应在系统知识的自信和实践经验不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否则，将容易产生实践理想与现实无奈、实践效应期待与现实效果落差的对接问题，最终对管理实践插不上嘴，说不上话。从方法论上来说，研究者在面对管理实践现象与问题时，要深刻理解德鲁克“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的理念，让既有知识在实践中被重新建构。研究者应勇敢而果决地“扬弃”和“悬置”自己所具有的系统、丰富和“确定感”的管理理论知识，尤其是各种命题预设，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影响，通过沉浸在实践的情境中，让习得的理论知识与变动的管理实践发生碰撞、抽离、结合、重组，从而孕育出管理实践创新和管理理论创新之可能。

在《领先之道》研究的初期阶段，作为研究者，我们业已了解和熟知国外许多有关领先和优秀企业的研究或案例，比如：《追求卓越》、《基业长青》、《日本管理的艺术》、《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等，了解和熟知众多学者及著作有关组织、领导、企业成长、团队管理、企业文化、激励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但当我们以“解惑”和“答疑”的专业人士角色，面对企业实践现实尤其是其现实问题和“特色”做法时，我们发现：许多所掌握的管理知识和国外领先企业的经验，无法接入中国企业尤其是“先锋企业”的实践。例如，很多管理不规范的企业或缺乏战略规划的企业，本应受到市场冷落而销声匿迹，但现实却是它们保持快速成长，保持了活力[28]。这时，放下系统的管理知识“包袱”，跟随企业和企业家成长，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拜师学艺”，让大脑中的管理知识体系，尤其是各种既有的命题或模式主张，接受实践的洗礼和检验，在实践中重新进行知识建构，就是课题组在中国领先企业实践研究中所形成的方法论共识之一。

另一方面，就从实践中产生知识而言，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伯格等[29]主张将知识与社会行动放置在一个对称性的互动结构中来理解，认为两者是相互包含和相互转化的互动建构关系。对于管理研究者而言，将自身所掌握的管理专业知识嵌入实践中进行转化和验证，只是研究者嵌入实践中“自发”产生的一种科学实践与行动过程。而对于研究者具有更重要价值的，则是如何在管理实践中发现新知或进行知识重建，即让有价值的实践转化为有价值的知识？也就是在实践研究中管理研究者还要考虑解决好“实践出真知”的方法论问题。

“实践出真知”是投入于发现和解决中国企业的实践成效，通过与实践的积极互动，在中国管理实践的场景中建构体现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管理知识，达到研究“求真”、实践“求善”的目标。这应是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研究的“实践求知”的科学精神与态度。进一步，从社会建构论视野来看，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个主体与客体在社会实践中积极建构的过程。知识不应是现实生活的“冷漠概括”而应是知识发现者与知识行动者(实践者)的“集体劳动和表现”[26]388。这正如后现代思想学者GERGEN[30]所言：“我们用于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的那些术语和形式都是一些人为的社会加工品，是根植于历史的和文化的人际交往的产物”。为了发现本土管理的实践本质，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我们应当深入地转向实践观察和推崇多视角的实践性研究体系，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框架[1]。在中国领先企业实践研究中我们所坚持的研究理念便是：管理研究者亦应当是“管理行动者”，企业管理者亦应当是“实践研究者”，他们共同面对真实的竞争对决、管理诘难、运营棋局和经营两难。在知识与经验、旁观者与入局者、主体思维与客体思维、保守与冒险等碰撞中，在主观推演与客观效果、目标预期与绩效现实的对撞中，我们发现了中国领先企业常使用的一些经营管理因素和它们之间可能隐含的逻辑关系，这更加增强了我们建构中国领先企业成长模型的信心和意念。

在有了这种社会建构论的知识观和行动理念后，在研究的实践中，管理研究者应当用怎样的思维和行动方法论来建构本土管理实践知识呢？以下将着重论述这一问题。

3 管理实践研究4P方法论探析

在管理研究者理解专业知识与管理实践互动建构关系后，对所有感兴趣从工商管理实践中发展本土管理知识的研究者而言，最关心的是：应怎样从实践入手，来探索建构管理实践研究的知识，管理实践研究的方法逻辑是怎样的？这是科学展开本土管理实践研究，必须回答的基础问题。参考许多学者有关直面管理实践研究路径的成果，结合我们以《领先之道》为基础的中国本土企业实践案例研究经验与体会，本文提出，中国领先企业本土管理实践研究(以下简称为“本土管理实践研究”)应当通过以实践为起点和依归的4P(practice；problem；proposition；point of view)研究方法论来发现和构建本土管理的理论知识(见图1)。以下从6个方面分析这一框架的机理和实践。

(1)本土管理实践研究适宜把“实践感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土管理实践研究是以问题导向入手为好，是以文献(空白点)入手为好，还是以实践感知为好，这或许不能做出简单的判断。不过，实践方法论大师布迪厄指出，实践科学最可怕的障碍即是“学者与学科之间的连带关系使学者习惯于(科学)常识，宣扬……(其)获得的知识的优越性”[24]38。在管理实践研究中，接受规范学术训练并长期处于学术场域结构中的研究者，在直面实践的研究领域容易带入“先入为主”的研究定见和预设，从而影响研究者从实践事实中发现和归纳研究问题或管理知识。由此看来，从事本土管理实践研究的研究者更适宜从“实践感知”入手，避免带入任何研究预设和理论定见，并贯彻扎根精神[19]，扎根于管理实践，在管理实践中观察并重新学习，更加有利于推进实践管理研究。在《领先之道》研究之初，研究者也曾试图用其掌握的经济管理理论来理解和帮助成长中的中国企业，然而，中国企业实践者的独特做法和问题性企业的持续快速成长，让我们感知到“中国企业在现实的成长中能教给我们新的成功的管理模型”[31]，于是我们决定“放下”我们的专业知识，锁定那些先锋企业，深入其实践，探寻中国领先企业的成功之道。

(2)要从实践中发现和框定有重大价值的研究问题研究者扎根于管理实践不能停留在对管理实践的学习状态和对经营管理业务实操的兴趣当中，对“重大实践问题的认识”是管理实践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管理者“实践感知”的根本目的。从管理思想发展历史来看，那些从管理实践中产生的重要理论，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职能管理、德鲁克的目标管理、帕斯卡尔的企业文化7'S模型等，无不是始自于对彼时重大实践问题的认识并提出理论思考和解决方案的。因此，在管理实践的事实与现象感知当中，“框定问题”应当置于优先地位，真正的管理知识一定会源于实践中关键问题的把握和系统的实践经验的研究。框定问题实际上是我们通过一定时间和范围的管理实践观察、体验、学习和访谈等，从中发现乃至确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管理问题和论题。只要深植实践，研究者一定会在“被(管理者)提问”和“问题意识”氛围中发现大量的管理问题：生产业务问题、竞争策略问题、并购问题、渠道问题、投融资问题、沟通问题、例外管理问题、领导风格问题、产品开发问题、经营规划问题、供应链问题……此时，研究者需要发挥其学术训练的能力和优势，框定那些具有学术和实践价值的问题范畴，为后续的研究做好铺垫。为了探索与创建“管理的中国理论”，在本土企业管理实践中应尤其重视“框定问题”的重大价值，这个重大价值可从：是否为影响中国多数企业核心竞争力突破的重大实践问题/论题(实践稀缺)、现有的管理理论是否未能有效解释并促进该问题的解决(理论乏力)、该问题的理论探索借助中国情境和文化因素是否能提供更有“创见性”的理念与方案(本土特性)、该问题的研究能否为“管理的中国理论”提供范本或理论支点(学科价值)[32]来考察和评判。一项研究或研究论题能够体认这4个问题，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中国本土特征都必将显现[1]。

在对中国领先企业的鲜活实践的“扎根观察”中，我们遇到了上述许多让自己感兴趣的具体问题，有时甚至“迷失”在企业应对一个问题的精妙策划与行动效果中。但当我们把视线重新聚集到“中国企业(先锋)成长可否按照西方模式”？聚焦到“中国(先锋)企业群体”、中国企业以后发劣势而同国外成熟企业勇敢竞争时？我们发现中国的制度环境、中西同台的竞争环境、中国企业家的思考逻辑、中国企业后发成长的手段与方法，与许多西方定义或概括的企业成长理论和管理逻辑相比，有其“不同内容”，这在中国领先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有共同群体特征。因此，我们把问题范畴框定在“中国先锋企业依靠什么保持增长？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有没有属于‘中国’的部分？完全西方式的管理理论的模仿有多大价值？”[28]12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后续实践、中国本土管理发展的洞见具有重大意义。

(3)从聚焦实践和框定问题转向主题或命题的提炼在实践中框定问题，实际上是确定了管理实践研究的大方向，多数情况下我们框定的问题可能不止一个，并且这些问题之间是否有逻辑关系，有怎样的逻辑关系？框定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是否有阐述，是怎样阐述的，可以探究的空白点在哪儿？框定的问题中蕴含的管理概念有哪些，需要怎样的界定？框定的问题在后续研究中是否需要和“管理实务”对接，怎样对接？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必须认真思考和筹划的“思维问题框”。这些思维问题框的核心，其实就是“聚焦实践，提炼命题”，即：通过问题和实践的来回聚焦，找到一个研究主线或逻辑框架，它能够串起主要实践问题、实践现象和研究概念，让管理实践研究有一个较为明晰的“问题主题定向和问题层次定向”，并将问题提炼成概念或变量之间的某种逻辑关系，即形成模糊性的命题假定或模型(这与实证研究要求提出严谨和理论推理充实的假设是不同的)。因此，将框定的问题提炼成为命题/模型，即研究者发挥学术想象力对框定的问题进行“猜想性”回答，这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猜想是科学活动尤其是创新中必备一种方法论。[33]

那么，管理实践研究如何让猜想变得更加科学、更加有价值呢？我们主张采用沙漏式方法进行“开放式”聚焦，即：通过从多领域管理实践现象和案例的关注转向“框定问题”的实践事实的聚焦；通过对实践事实的聚焦进一步锁定研究的问题和主要的概念范畴；通过将“框定问题”的文献与实践事实的链接，这样逐步形成可观测、可验证和结构化的命题或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对接实践事实、框定问题、提炼命题，必须考虑两点：①始终用(科学和现实)价值性准则来牵引事实-问题-命题的选定；②聚焦命题/论题必须有研究的目标任务导向，不应只是含糊地表达成一个命题，而是能将命题分解成相互有逻辑关系的子命题，便于形成研究的具体目标和具体任务。

当然，所形成命题或模型不应强行根据理论和过去的经验去“固定”变量关系，做强制性配对和比较，而要保持变量置换、关系结构的弹性和包容，便于通过实践观察和资料挖掘，让“真实”的命题“自然”涌现。换句话说，命题假定或模型，更强调它们是管理实践研究的一个抓手和手段，而未必是甚至不是研究要达到的根本目标(这一点和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即使证实了，也只是说明它加快了我们提出管理学说，回应管理实践的进度或速度。

在《领先之道》的研究中，由于笔者所在团队已经参与了多个企业管理咨询项目，经常有机会到企业走访调研，同时对于国内外优秀企业的研究与案例保持了长期的关注，因而在框定问题之后，我们已经大体有了一个中国企业是通过哪些因素“导入”到企业组织中，而后产生了哪些“导出”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并领先，这么一条研究主线和框架模型，并且这里的导入和导出“因素”，我们在脑海中有了许多选项，比如：企业文化、渠道驱动、核心竞争力、愿景、管理制度、利益共同体……只是，我们不能确认这些因素是否可以放入这个模式里，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哪些是导入因素哪些是导出因素，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实践逻辑”。这些需要嵌入实践，去检验和修正。

(4)实践研究的命题或模型一旦确立，则下面要做的是“嵌入实践，检验/修正命题” 对于已经确立的命题或模型，我们不能期待通过问卷调查、经营数据的数量模型代入、案例的分析，这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来证实或证伪命题假定或模型，而应嵌入实践中，根据研究进程尤其是实践情境灵活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或手段。根据我们对领先企业的研究经验和体会，这个阶段研究者应当在两种角色交替变换中嵌入实践，来获取研究数据和研究灵感：一是做实践的旁观者；二是做实践的介入者/参与者。

　　作为实践的旁观者，在《领先之道》的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如同通常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工具一样，我们利用纸媒、访谈、先锋企业内部资料获取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当然，与通常研究者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在选定的部分样本公司中，跟踪“观察”和记录了公司内部的重要会议和现场管理等鲜活的管理实践。在第一个领先企业研究周期(1995-2003年)，收集到5家先锋企业的3000多篇文章、20多部著作，分别采访了23位与这5家企业有关的重要人物，同时还使用了3份涉及300多个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31]。

另一方面，由于笔者团队的专业学术身份和企业家的热情与信任，我们参与了许多企业实践面临的问题的“解惑答疑”，与这些企业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深度互动，共同参与谋划改进企业的组织问题、产品结构问题、人才管理问题、企业文化问题，等等。这种作为介入者/参与者角色与实践主体互动的过程，让我们更深刻地感知到企业持续成长要素之间“理论(推理)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联系与差别，感知管理实践者“化繁为简、快速反应、随机应变”的实践问题解决能力。

正是在多次的“实践旁观”和“实践介入”中，逐步确定了领先企业成长领先的4个导入因素：英雄领袖、中国理念西方标准、渠道驱动、利益共同体，和4个导出因素：远景使命、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快速响应，进而通过以5家领先企业为基础的大量的国内领先企业的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确认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见图2)。

需要指出的是“嵌入实践，检验/修正命题”，存在两个主要的难题：“如何嵌入、如何走出”，这一点在中国的人际情境、市场情境中变得更加突出。根据笔者所在团队的经历，在一家企业家精神浓厚的公司起步成长阶段，能长期关注并介入该公司，和公司一块成长，不仅可以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问题、机会和突破有深刻理解，而且可以和公司管理团队建立深度信任关系，获得管理团队决策的心智模式与场景，这些都是“检验/修正命题”绝佳素材。在“如何走出”方面，前文也述及研究者作为顾问应当竭力对企业现实工作问题贡献智慧，但要避免堕入对业务问题的无尽兴趣中，时刻铭记自身角色，将企业的问题、决策轨迹、干法、成效不断地与命题对接关联，验证或修正命题，直到这个命题的“纲领”被确证。

(5)研究模型或命题得到初步证实或验证后需要“链接实践，完善命题” 许多管理研究课题在取得研究结果或结论之后，要么就直接“收工”，要么有一个简要的讨论分析基本就结束，缺乏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35]。依据社会建构理论，知识是社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它需要在不断的社会互动去共享、扩散和重新建构[36]。所以，我们认为管理实践研究在取得这些成果后，仍然不应过度兴奋，因为：①许多实践研究的模型或命题主要还是居于有限的实践场景、实践经验、实践案例中获得的，它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继续检验和修正，才能获得其解释的效度和稳定的信度；②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好的理论不仅应揭示事物的本质，他还应具有实用价值[37]。实践研究中所验证的这些命题或模型是否真的能指导实践，这仍然需要我们链接实践，通过回归到企业的实践中发现和改进其实践的“效益贡献”。自2000年起我们所提炼构建的中国领先企业成长成功模型先后在美的集团、六和集团、珠江啤酒集团、联邦集团、新希望六和集团等30多家不同行业和类型的企业进行了“实践链接”，这些企业的飞速成长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模型，并丰富了模型的内涵解释[31]。　(6)重大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并重复上述研究程序，“持续提炼比较”，那么管理理论学说则得以自然浮现理论学说应是由多个概念和变量之间的一组关系所构成的内在逻辑，其中的关系和内在逻辑应是得到验证的。一般而言，研究的问题及所形成的命题，被验证尤其是多次验证后，它就成为一种原则和原理。不过，一项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单一命题研究所取得成果一般尚不足以成为一种理论学说。除了一项研究自身对现象的解释不足外[33]，一种理论学说形成往往需要：①对不同的变量关系分别开展研究获得证实或证伪，并对多种关系(即多个命题)的内在逻辑做到严谨的论证；②将该学说核心论点与竞争性学说论点进行比较，“如果每个新理论具有比它前者超量的经验内容，……，这种超量的经验内容也被确证”[38]，则这一理论学说具有了学术生命力，它至少具有自己的研究纲领和保护带。

我们在对中国领先企业的长期研究后，虽然形成了“领先之道”模型，但其内在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做精细研究和推敲，另一方面，领先之道的“中国”特征有所描述，如“中国理念，西方标准”，但中国理念主要是哪些理念，理念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领先之道》并没有专注性研究。后来在2009-2013年专门对中国领先企业的本土管理思想做了研究，初步形成了基于“和、变、用”的管理实践价值链的领先企业本土管理思想论述[39]。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敢说中国企业的领先之道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成长领先的理论学说，但我们确实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尤其是先锋企业创业、成长和领先的实践中，找到了一些与国外领先企业实践不同的成长要素组合与领先逻辑，我们也在不断探索领先背后的中国情境型塑和文化传统的力量。

最后，像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学说一样，基于管理实践研究所建构的管理学说，需要再入实践，指导工商管理实践，不断接受动态复杂的管理实践的检验和挑战，面对新的问题重新开启管理实践研究的4P方法论循环。

4 结语

美国管理学者VAN DE VEN[40]把投入管理实践行动，吸收管理实践者参与的研究称之为“投入型学术研究”，他认为这类研究不仅能提高知识创造的可能，也将为本土研究带来研究方法创新的可能。这也是鼓励我们从建构论的知识观出发，根据对我国领先企业的长期观察和实践研究，尝试提炼4P研究方法论用于本土实践管理研究的一种动力。从全文设计和探讨的重点来说，本文只是给出管理实践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框架，而基于4P方法论的本土实践研究如何处置文化、情境因素，使研究浮现国民性、适境性；实践者及其经验论在4P方法论中处于什么样角色与结构；4P方法论中多元方法如何在实践研究中嵌入；本土管理实践研究方法论能否让实践研究产出本土管理知识？这些问题将在揭示管理实践研究基本方法论框架后，结合笔者管理实践研究的心路与成果，推出系列研究探索。

①《领先之道》是经过8年对中国本土企业成长领先的实践与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发展中国先锋企业领先模型和领先方法，该成果于2004年首次面世(中信出版社出版)，后又经历10年对上一研究周期中的领先企业进行追踪研究，再次确认和发展了中国企业的领先之道，并于2014年修订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该成果先后在32个不同行业和类型的企业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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